岁月如碑——亲历者忆金门商谈（2/3）

驾驶渔船的“船老大”,根据船上乘客的要求,将航行目标锁定在:北纬24°21ˊ03″，东经118°08ˊ04″。随即循着标定的航海经纬度,向前直航。

这艘由“国防部金门防卫司令部”,安排租借的民用渔船,除了负责操作轮机工作的特勤人员之外,船上只有一位“特殊乘客”,那就是台湾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常松茂。

常松茂副秘书长,这天奉命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必须准时到达浯屿附近的特定海域,与一艘同样悬挂着白底红十字旗,而从大陆厦门东渡码头出发,对开过来的大陆渔船会合,并负责引领该艘大陆渔船,进入当时仍处于军事戒严状态的金门金湖渔港。

该艘大陆渔船,是一艘老旧的铁壳船,承载吨位,比常松茂所搭乘的渔船,显然大得多些。不过,这趟“厦门一金门”特殊直航行程,并没有载运任何大陆渔民,船上却有一批特殊的访客,包括大陆国台办交流局副局长乐美真,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韩长林等四位,分别来自中共党政部门的大陆红会工作人员。

双方船行约45分钟左右,常松茂所搭乘的民用渔船,才刚刚抵达浯屿附近海域,远处即可眺见一艘类似铁壳船的大陆渔船,已直向迎面驶来；说也奇怪,这天在附近海域作业的两岸渔船特别冷清,金门与厦门,两门之间海面的气氛,也显现出一股肃杀、凝瑟之气。

常松茂随即以目测方式,确定对方的身份之后,立即热诚地挥手致意；站在大陆铁壳船前端甲板上的乐美真、韩长林等人,则显得格外兴奋,当他们认出是常松茂的身影时,也拼命地招手回应。随后,常松茂客串领港人,一路从金厦中线的海域,引领着大陆渔船进入金门的金湖渔港。

中共官员踏上金门战地

上午10时左右,在常松茂返航后,红十字会秘书长陈长文、国际组主任徐祖安等人,早已在渔港等候迎接,韩长林、乐美真等人则鱼贯登岸。不过,他们并未办理任何“入境”金门战地的通关手续,红会接待人员,随即准备将他们带往下榻的“仁爱新庄”。

国台办交流局副局长乐美真,这次虽然是以兼任中国红会理事身份,参与两岸红会针对“两岸偷渡客遣返”议题,在金门举行的事务性会谈,但这位中共建国后首任驻苏联大使伍修权的爱婿,则幸运地成为第一位,获准以“秘密方式”,公然踏上台澎金马领域的中共官员。乐美真在金门金湖渔港登岸的一刻,兴奋地说:“我终于踏上金门的土地了!”陈长文则以主人的身份,对早已认识的乐美真,能顺利来到金门,亲切地表示“欢迎、欢迎”。

两岸红会在金门举行会谈,最初是由中国红十字会于1990年8月间主动提出的。中国红会方面认为,为彻底解决偷渡客在遣返过程可能再度发生的悲剧,唯有实地考察遣返路线,协商签订遣返合作规范,才能减少台海意外悲剧的重演。台湾红十字会对这项提议,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即给予具体的回应。

由于大陆偷渡客的遣返作业,原先是由警备总部,负责执行第一线缉捕、清查、监管,以及遣返的任务。因此,两岸红会能否在金门秘密举行会谈,必须经由“国防部”的决策,才能作出具体回应。而当时实际主管遣返任务的单位,则是“国防部”参谋本部联合作战参谋第三处(当时第三处处长为高法鹏上校)。

据了解,当中国红十字会主动提议,在金门召开两岸遣返业务会谈之后,“国防部”随即由参谋本部作战次长李建中中将,以及作战次长室执行官邓定秩中将,统筹规划会谈作业。邓定秩中将并与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常松茂,实际负责研订具体的执行方案,及全部作业流程,并循参谋本部的军令系统,将初步研拟的执行方案,逐级报请“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及“参谋总长”核定。

“金厦航线”通航

1990年9月4日,政府决策当局为审慎规划这项秘密会谈的作业流程,以及安排5位大陆谈判代表,秘密从大陆厦门,经由金厦水域之间的海峡中线,再引领进入金门码头的全程战备程序,曾由“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出面,邀集军政高层首长,召开有关金门会谈的决策会议,讨论一项被列为“极机密”案件的议案——“大陆红会人员金厦往返事宜”。

“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主持的这项高层决策会议,曾就执行“大陆红会人员金厦往返事宜”的秘密计划,在会中确立几项重要原则:第一、“国防部”授权红十字会执行本项秘密会谈,完全不使用任何书面授权；相关会议记录,必须依军事机密作业程序处理。

第二、红十字会在会前与大陆红会的联系事项,及执行授权任务时,均不得以函件联系,或留下书面会议记录。

第三、“国防部”主管部门应适度规划适当人选,直接参与会谈任务的执行,并协助“金门防卫司令部”进行各项联系业务。

“国防部”参谋本部方面,由“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陈坚高中将,代表“参谋总长”出席会议,红十字会秘书长陈长文律师,刚好出国未归,由副秘书长常松茂代表与会。会后,常松茂并被授权,将“大陆红会人员金厦往返事宜”的相关决定,以电话秘密知会大陆红十字会副秘书长曲折。

“国防部”为了确保执行过程的机密性,在下达授权指令之后,曾要求红十字会方面,不得留下研议方案的书面文件,也不必制作任何会议记录。同时，因执行会谈的地点在战地金门,仍处于军事戒严地域,军方为了便利执行过程的联系作业,临时决定安排参谋本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邓定秩中将,以红十字会“顾问”的名义,直接参与两岸红会的金门会谈。

虽然,金门会谈的召开时机,是在国际媒体交相指责台湾军方以“极不人道”的方式并船遣返,而发生“五二O二闽平渔船难事件”,并造成偷渡客集体闷死的舆论压力下,才促成军方决策阶层急于透过两岸红会,协商解决遣返的问题。

其实,两岸红十字会的先期接触,在这之前,已经为这次的金门秘密会谈,铺设了完备的会谈架构。大陆无辜渔民葬身台湾海峡,演出一幕幕海上悲剧,只是加速促成金门会谈的时机罢了。

事实上,台湾红十字会与大陆的中国红十字会,早在1990年5月间,由当时两会实际的会务执行者,即双方的副秘书长常松茂及曲折,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历史性的工作会谈,就开启了两会经常性的联系管道。该次工作会谈,是两岸授权机构进行事务性谈判的滥觞,也是两岸官方主管部门授权民间机构进行的首度接触。至于后来因接连发生的大陆偷渡客遣返惨剧,确实更加速了两岸红十字会的协商进程。

两岸红十字会的业务接触,源自1987年11月,两岸开放民间交流之后,由于当时两岸的接触性质,主要是为两岸人民提供信件的投寄,或两岸亲人地址的查询而已。直到1990年三四月间,因大陆北京方面正值筹备亚运期间,中共当局为借此体育盛会,带动两岸的交流气氛,乃动员所有对台工作系统,全方位地寻求建立两岸的联系管道。

而当时促成两岸红会人员正式会面的关键人物,则是卫生部部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敏章,及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何振梁。

陈敏章及何振梁,在1990年四月间,即曾主动以私人身份,发动接触攻势,并致函邀请身兼国际奥委会委员、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及总统府国策顾问三项职务的徐亨,能早日前往北京访问。

而且,徐亨在向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李登辉报告后,李登辉二话不说,随即予以批准,同意两岸红会以对等方式,进行各项业务联系。徐亨即函复同意接受邀访,并立即组成第一支红十字会访问团,成员则包括副秘书长常松茂,及徐亨的私人秘书贾伟节。

常松茂率先执行两岸事务商谈

中国红十字会在1990年5月18日,随即主动电传一份“两岸协商议题纲要”,作为双方首度工作会谈的主要内容架构。中国红十字会自行研拟的“与常先生协商议题”内容包括:

一、查人问题:目前的工作经香港中间环节,周期长,手续繁杂,可否直接联系,以便提高查到率?

二、探亲衍生问题:①双方红十字会能为在台亲属来大陆和大陆亲属赴台探亲及发生病亡事故时,提供什么方便和帮助?②为协助解决海峡两岸同胞探亲逾期问题,双方红十字会能做些什么事?

三、大陆和台湾渔民在沿海遇难、遇险或发生伤、病、亡如何直接通过红十字会通知对方有关部门和家属?能提供什么方便?如何及时办理人员船只等移交的简便手续?可否开辟海上航线:金门一厦门?大陆有些正常从事渔业生产的船只被扣,渔民遭殴打等,台红会能否协助与有关方面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