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碑——亲历者忆金门商谈（1/3）

悠悠岁月，涛声依旧。除了乐美真参加了当年的金门商谈，还有韩长林、张希林、方庆云等几位亲历者，他们从另一个侧面，回忆这一重大事件。

韩长林说，按双方商定,“金门协议”在得到各自主管部门的批准后,于签字后的一周,在海峡两岸同一时间通过新闻媒体对外宣布。宣布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正是在北京举行亚运会期间,以报道亚运会为名而进入北京的港台记者空前增多,而许多记者一下飞机便直接跑到我的办公室采访,或录音或摄像,一时我那里成了新闻中心。记者们最感兴趣的是这次商谈的政治背景,因为“金门协议”无疑是开创了两岸通过民间渠道解决广泛而重要的、更具有官方色彩的问题的先例,没有各自高层的认同,是绝不可行的。毋庸讳言,这次民间形式的商谈,不仅是两岸关系史上第一次在台湾金门岛举行,而且达成的协议,绝不是由红十字组织即可实施的。我们这些中共党员,在一场强台风刚过,海面上还有七八级风浪的恶劣天气条件下,登上台湾战备重地金门岛,真是谈何容易。在当时,连台湾本岛的人,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进入的。因此,台湾岛内各种猜测雀起,盼望两岸早日统一的台湾人民,从此得到了某种信号,看到了某种希望,新闻媒体自然更想探个究竟。许多记者都问过我:韩先生除了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职务外,还担任什么长？想借此了解此次谈判的政治背景。我告诉他们,“除秘书长职务外,我确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长’,那就是‘家长’。因为任何‘长’,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唯有家长,却是永恒的。”记者们笑了,再也不问这类问题了,但这次谈判的政治意义和官方背景,是不讲自明的。

韩长林回忆，经过海上的颠簸,登上金门岛,已近中午时分。在欢迎午宴上,几个特大的盘子盛满了烹制精美的海鲜,“我记忆最深的是石斑鱼,体大肉厚而特别鲜美。”主人告诉我们,金门岛的近海盛产石斑鱼。在海峡两岸对峙前,福建沿海的渔民,经常在金门岛附近捕捞。而在国民党退据台湾后,祖国大陆渔民多有因到金门附近捕捞石斑鱼而被国民党金门驻军的枪炮击伤,甚至葬身海底。过去金门的渔民也常来大陆贩卖石斑鱼等水产。1949年,两岸开始武装对峙的时候,当天早上来大陆的渔民,晚上却无法返回金门了,至今仍滞留大陆。窄窄的一段海域,却阻挡了骨肉几十年。席间,主客双方都多次举杯,祝愿两岸尽快统一,早日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人民自由往来,亲人团聚。为了不误宴会后即将开始的正式商谈,大家只好“真酒假喝,假酒真喝”,望着桌上的金门高梁酒,而不能尽兴。“1998年7月,我同夫人苏穗青应朋友之邀访问菲律宾时,在一处风景区由台湾人经营的大酒店里,同几位菲律宾和台湾朋友聚会,当朋友介绍我就是第一次登上金门岛商谈的‘金门协议’签字人时,他们特意拿出了几瓶金门高梁酒,大家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回忆往事,展望未来,直至深夜,酩酊大醉。许多台湾朋友,初次见我,常常提及‘金门协议’,他们认为我们为两岸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因而对我多了一分友谊与敬重。”

韩长林还说了一个他的金门之行的小插曲：我1990年9月14日回到北京后,在换洗衣服时,突然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把钥匙。因为样式与我的不同,我当即意识到，这是把金门住房的钥匙带了回来。“我很着急,这真是一件难以处理的小事。原来在离开金门前一天晚上,我换了一条裤子,因为离金门的当天,无外出安排,所以不必锁门,便未动钥匙,就这样把不该带走的钥匙带走了,又无法送回。我真不知道,为我服务的那位戴眼镜、穿便服、大学毕业后在金门服兵役的‘阿兵弟’,现在哪里?他是否因为在执行这次临时而又特殊的任务时,由于‘失职’而受到了处分?我要说,这不是他的失职,也不能说是我的错。事情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阴差阳错。但愿我们在两岸关系中,多一些信任和理解,少一些猜疑和误解。金门岛上我住过的那间房,是重新配了钥匙还是又换了新锁?我确实多次想过。”

张希林是参加金门商谈我方最年轻的一位。说起金门商谈，张希林特别兴奋，毕竟那是两岸隔绝多年后的第一次踏上金门岛。他说，金门商谈的直接过程只有3天,3天的时间本来就短,况且转瞬已过去多年。当时的一些情景早已淡忘,但无法淡忘的是我们商谈的对于一一对岸红十字组织的几位同仁。非但无法淡忘,随着时光的流逝,反倒在他记忆的底片上愈发清晰起来。

当时对岸参加商谈的共有4位先生:陈长文、常松茂、徐祖安、邓中正。前三位可以说是老友,邓中正先生是新朋(后来知道他真实的姓名叫邓定秩,乃金门军方参谋助理兼执行官)。邓先生在金门商谈后再无联系,而其他3位先生,此前此后都多次见面。虽然我们的相见多因“天灾地祸”,相见时难,但因此留下的记忆则更深；虽然我们都有各自的立场和信念,但白底红十字旗帜使我们成为朋友,使我们的连接更紧。

张希林说，陈长文先生是金门商谈举足轻重的人物。两岸能够在金门商谈,陈长文起了重要的作用。与陈长文接触过的人,大概都对他的那种贵族风度、渊博学识和犀利的辩才印象颇深,而他那种见缝插针、执著而近乎固执并有些咄咄逼人的气势,在金门商谈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略举几例,或可见一斑:

在金门时看到“国军”士兵操练,一个个文质彬彬,有的戴一副眼镜,俨然一介文弱书生,与电影里看到的“国军”士兵的形象截然不同,张希林随口说了句:“看见这些弟兄,感到很亲切。”陈长文马上就来了一句:“希林,小心回去关你的禁闭。”爽快且直截了当!

“金门协议”签字时,双方在使用何种纪年方法上发生了分歧。当我们说明了用公元纪年是世界通用,陈长文不愿退步,只是执拗地说了一句:“这是我多年的习惯,不便更改。”执著且不由分说!

当陈长文看到由张希林抄写的“金门协议”我方修改稿上,韩长林、陈长文的名字分列左右时(横排式,实为先后、上下),他笑着对张希林说:“你这样写,是不是因为我是右派,韩长林是左派啊?”调侃且暗含心迹!

这些只是陈长文性格中的一个侧面,他性格中还有另一侧面。

陈长文5岁丧父,是母亲一肩担负起抚养他们兄妹的重担与责任,因此,陈长文对母亲的任劳任怨、含辛茹苦自有一番特殊的理解和感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不只是爱,还包含了无数的尊敬。”

1996年3月,我陪陈长文到云南丽江地震灾区赈灾,顺便寻访了他的出生地一一昆明郊区一个叫“金刀营”的地方。到了目的地,一看到那块刻有“金刀营”三个字的残碑,便可觉察到陈长文的激动,其实他并不可能记得当年他究竟出生在哪栋房子,可是他却在一栋栋民宅前驻足、凝望并摄影。第二天,在丽江地震灾区,当陈长文亲手把一包衣物发放给灾民,并听到灾民说“作梦也没想到台湾同胞会给我们送来救灾物资”时,陈长文的眼圈湿润了。晚上,当我们沐浴着皎洁的月光,漫步在丽江古城时,他又和我讨论起古人的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他是在赏月吗?我隐约感觉到他是在思念他的母亲!

张希林说，常松茂先生在3位朋友中年纪最长,1918年出生(据他自己讲,实际出生于1920年,到台湾时被搞错了,从此将错就错),常先生的谦逊、博学、矜持和幽默，甚至他那一笔漂亮的钢笔字,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真正使我难以忘怀的却是赴金门商谈的1990年,常先生在惊涛骇浪中迎接我们的那一幕:18号台风肆虐3天后,厦金海面上仍有七八级风浪,我们乘坐的“厦渔507号”,随着风浪的起伏向金门急驶。在预定会合的地方,当看到仿佛突然从海底冒出来的对方引导船的桅杆、船帆,特别是当看到常先生站在船头向我们招手致意时,我本来带着几分欣喜、好奇、不安的心,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对方引导船是一艘比我们的“厦渔507号”吨位小得多的渔船。大海茫茫,波浪滔天,引导船一会儿被抛向浪峰的端顶,一会儿被砸人狂澜的深渊,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望着若隐若现的白底红十字旗和常先生的身影,“我激动的心又油然生出几分崇敬”。

金门商谈之后,我们这一对忘年交的交往渐多,情感亦日甚。以至于有一年,连续几次欢聚后,半年多竟再未谋面,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情之所至,于是在虚幻的夜梦中与常先生重逢,因此便有一诗赠常先生:百转萦绕梦里发,悲喜难尽竟无涯,有日同上银河去,两岸何曾不一家。

张希林和徐祖安同龄。在金门商谈双方阵容中,他们俩最年轻,因此,商谈的记录,文件的整理,自然落在他们身上。而徐祖安是地主,责无旁贷地又多了一份责任和义务,所以在商谈空隙的两次金门游览的照片中没有他的身影。

张希林说，徐祖安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才思敏捷,反应极快。当签订“金门协议”,因用何种纪年方法双方争执不下,一时陷入僵局时,徐祖安突然一语惊人地提出“天干地支”的折中方法。虽然最后并未采用此法,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在当时双方各执一词的境况中,徐祖安的这一“招”所起到的良好的缓冲作用；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这一“招”中所反映出来的徐祖安的思维与才气。

在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的工作人员中,我和徐祖安的接触交往最多。从金门商谈至今,在大陆，在台湾,我们接触不下十余次。或赈灾,或访问,或参加冬(夏)令营,而我们接触最多的却是在马祖,参与见证遣返,几乎每年一次。我们的私交日深,我们的情谊愈厚。缘于斯,长于斯,岂不是一种缘分。

曾有朋友和张希林开玩笑：你和台湾人这样“密切”,就不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

张希林答:还会有第二次吗?!

张希林说，金门商谈之后,有朋友不止一次建议,应该在金门立碑以作永久纪念,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有结果。

历史悠悠,岁月如碑。金门商谈,一座无形的碑不是已经永远地立在我们心中了吗?!

说起当年能够顺利签订“金门协议”，作为见证人的福建红十字会副会长方庆云感慨地说，这次商谈能够顺利进行,主要是两岸有关方面在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二是讨论私渡遣返问题只谈今后怎么办,不谈过去谁是谁非；三是谈的成就谈,谈不成就算。这样避免了那些不必要的争议,达到快速解决问题之目的。商谈过程中双方都本着坦诚交流,友好协商,妥善解决问题的态度,就遣返工作的原则、对象、地点、程序等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在接运工具方面,开始时对方提出采用渔轮或客轮操作运行,当时我们提出遣返工作必须本着人道主义、安全方便的原则进行,用登陆艇改造后,挂上红十字旗,作为红十字会专用接送遣返人员的船只,安全方便可靠,经过协商,双方达成统一的意见。

“协议”形成后,双方代表共同认为,需将“协议”各自带回分别向有关部门汇报,同意后统一于1990年9月19日同时通过新闻媒介向外发表公布生效。

方庆云说，为了顺利地做好接运工作,双方同意到马祖进行试航。1990年9月20日,我们组织了公安、边防接收部门、边防、红十字会、卫生等部门43人,由我领队,早上乘坐“闽08号”艇从亭江起航,到七星礁海面时,由对方“马富1号”渔船引导,到达马祖上岸,随即与徐祖安、邓顾问等根据“金门协议”的内容,就相关交接的时间、地点、人数、手续、体检、安全、通讯联络等具体事宜进行商谈,形成了备忘录。商谈结束后,我们还参观了妈祖庙、胜天公园等风景点。中午12点起航返回,下午3点30分抵达马尾。这次试航为顺利遣返接运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从1990年10月8日第一批顺利遣返开始,两岸之间遣返工作从此一批又一批地顺利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实现了两岸之间的通航。

根据“金门协议”的内容,遣返对象还包括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原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职员吴大鹏,于1989年2月作案盗窃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丽都饭店分理处资金334万美元汇票后潜逃台北。根据“金门协议”,经过双方联系,于1990年10月9日将吴犯遣返大陆,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大陆公安机关也积极协助缉捕台湾地区黑社会嫌疑犯吴桐潭并予安全遣返。1991年3月,平潭县渔民在海上作业时,遭到台湾海警无故拘留、殴打,在渔民愤怒抗议下,将三名海警带回平潭交给有关部门。我有关部门对三名海警以人道主义对待,参加金门商谈的双方人员为此也进行了多次接触,后来经过双方妥善协商后,将三名警员遣回台湾。

为了使读者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金门商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特附录一位台湾记者描写这一事件的文章，供读者思考。

附：金门协议——国际红十字旗下的两岸红会谈判

王铭义(台湾)

1990年9月11日,清晨6时。金门附近海域,天气正常,海象稳定。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渔民在近海捕鱼作业的好日子。

一艘悬挂着白色红十字旗,但没有任何船只编号,也没有其他标志的民用渔船,在拂晓黎明来临之际,从金门金湖渔港缓缓出发,沿着当地渔民熟悉的“浯屿线”,准备航向金门驻军传统防卫的海峡中线,及其附近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