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杜聿明与史迪威从合作到分裂（1/3）

王楚英：

（一）缅甸得到蒋介石接见

1941年12月15日，我随侯腾乘坐飞机赴缅，与此同时，杜聿明带领两个军日夜兼程向缅甸进发。侯腾一行到达仰光后，向英军呈交中国拟定的缅南会战计划，但是英国人对这个计划并不积极。

我们到了以后，侯腾就跟胡敦就是英军总司令驻缅甸的，跟他商量。就是我们很要紧呢，如果不来，不及时进来，让日本人进来，我们就被动了。他摇摇头，意思就是说日本人不会进来。

英国人虽然不愿意让中国军队入缅，帮助英军作战，不过他们却接受了另外一个建议，那就是请中国派人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这一任务落在了我身上。

我接受这个任务，就在仰光。他们把一个军营给我们利用。17日我就开始组建，18号就组建起来了，21号，20号就要给我们授旗，就这么3天工夫。21号他就要给我们来检阅，那当然那个检阅是比较呆板的，就是举枪向右看的，也不走正步。那个英国的参谋长哈丁他看了很满意，昨天你们还是老百姓，今天穿上军装就像个军队的样子，中国人会创造奇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英国人讲，我们中国人会创造奇迹。

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中国人“爱国仇敌”，就这样个东西，四个字他爱中国仇恨日本。这就是他们的一切的智慧都出来了，我说将来打仗的时候，你看到我们也会有奇迹的。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我和他的华侨志愿队的确创造了奇迹，这支450人的队伍，在1942年年初三战三捷。而与此同时，英军却在土瓦毛淡棉一带屡战屡败。2月23日英军在锡唐河被围，又是我带领的华侨志愿队将日军冲退，使得3000多名英军士兵得以突围生还。

正在那个时候已经天快黑了，日本人在吃饭的时间我先打炮，炮一打我们就向前冲，后面我们志愿队就跟着装甲车，有趴在装甲车上，一路冲了大概七、八里路，有七、八公里啊，他这个部队就好退了，这个时候他们有的已经投降了，还有3000多人还没有投降，他们就搞些门板啊，搞些东西就过河去了。

所以我们一到过岸以后，他那个师长讲了你们中国人了不起，我们的枪都丢了，你们连电台都带回来了，枪都带过来了。这件事情后来，韦维尔本来啊，他看不起中国军队，但是3月2日他一定要召见我，在那个腊戍机场握着我的手讲。他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你们中国军人真是好样的，我们英军全体将士和我本人非常感谢你们在缅甸南部对我们的帮助。另外讲，我已经报告英国帝国参谋部要给你们授勋颁奖，当时给了我们每个人100块英镑。

尽管英军印度总司令人称“独眼将军”韦维尔，对我和他所领导的缅甸华侨抗日志愿军赞赏有加，但是我对这位英军统帅，却一直没什么好感，因为在他看来，正是由于韦维尔对中国的偏见，和殖民主义者的自私自利，认为中国军队会赖在缅甸不走，认为中国军队打胜仗，会动摇大英帝国在亚洲的统治基础，这才使得《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搁浅。而中国远征军没有能够适时地入缅作战，从而丧失了第一次取胜的有利时机，那同时也为后来中英联军，在缅甸战场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1942年3月1号蒋介石首次以盟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的身份，飞临缅甸腊戍，筹划缅甸作战。而年仅19岁的我，作为中国驻缅军事代表侯腾少将的助手，也被留在了腊戍，也就是在3月初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我分别接触了中、美、英三国的高级将领。

1942年3月2日，英军印度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晋见蒋介石，情形我不大清楚，后来听他的侍卫官告诉我的，蒋介石问他说英军有没有作战计划，他说没有，要不要建立统帅部，他说不要。你说两个军队，两个国家军队在一起打仗，没有一个统帅部来统一指挥行吗？他不要，他不要计划那怎么打。所以蒋介石就跟他讲了，你这个部队现在是挫败，要赶快恢复，我们一定掩护你们，但是（你们）一定要有计划，同时告诉他日本人可能要攻的。他讲不会，锡唐河一千多米，他现在又没有器材，又没有船又没有橡皮艇，他的炮也没有来，坦克车也不能来，他都是，只有些马匹，他补给都没有办法，他还能打吗。

韦维尔就判断日军不能打，把日本人估计得太呆板了，他是拿英国军队打仗的习惯来估计日本人，日本人是个非常的军队，什么事情东方人有东方人的特点，有些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得到。蒋介石讲他这个判断是不对的，后来蒋介石的判断是对了，日本人8号就拿下仰光了，蒋介石判断他是10日以前一定拿到的。为什么，10日是日本人陆军节，蒋介石是留日的，还晓得这些情况。

1942年3月2日晚，杜聿明约我谈话，当时我觉得这个人是个儒将，好像不像一个将军，他没有什么大的威严，就像个教书先生一样，谈话也很慢条斯理的，对我有一个好的印象，而且他分析问题也很中肯，就像戴安澜一样的，他说英国人对日本人苦头还没吃够。他看了英国人在缅甸打仗的决心不是太大，我说我也看到这一点，但是你对这个英军的分析，下面能打，上面不肯打，这样子，他这个部队就两条心了。

1942年3月3日上午，蒋介石召见我，本来他们安排的是接见的，我跟蒋介石只有30分钟的谈话，哪知道呢蒋介石这个人，对我讲的话感兴趣，因为他不了解日本人究竟怎么样，英国人究竟怎么样，所以我讲了一点，他就问，问得比我讲的还多，他一问我我当然要答了，这样子一直就到9点50分还没结束。蒋介石的侍卫官，他们有一个记号的，按一次铃，就是说这个结束快到了，按了好几次铃，他理都不理。后来还是他的侍卫长俞清时，跑来轻轻地跟他讲，说史迪威快到了，杜聿明也等你好久了。蒋介石说，哦，那就谈到这里吧。然后我就给他敬个礼就走了。走到下面来，他那个侍卫官叫皮宗瞰，湖南人，他讲，校长送你的书啊有三本，就是《曾胡治兵语录》、《蒋总裁言行》还有一本叫什么东西，三本书，另外还有一张照片，大概有这么大黑白的。这边写“楚英同志”下面有“蒋中正”。

（二）担任史迪威将军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队长

1942年3月3日上午10时，我到机场迎接史迪威将军。史迪威这个人呢，我一看哪像个将军呢，就像个教授一样的，背有点弓弓的，人个子高，瘦瘦的，戴了童子军的帽子。他跟商震两个人好朋友，讲的很热乎，就快到我们的汽车旁边了，侯腾就招手让我过去，我就跟他敬礼，把一看，都是小孩子嘛，还上尉，他心理就反感了，当时他很不高兴地用中国话问我，你是哪一位达官贵人的子弟啊，到缅甸谋得这么一个好差事，我心想这不是诬蔑我吗，这个差事有什么好的。

我是要到部队打仗来的，没有办法把我调过来的，我家是个农民，我没有靠哪一个权贵来当这么一个上尉。史迪威总认为，中国的官场他晓得，达官贵人的子弟虽然当兵了，但总是留在后方，不到前面送死的。那送死的都是工农的子弟吧，或者是没有背景人的子弟，所以他不高兴，我伸出手来了，他理都不理。后来侯腾啊，他不理我，我心里也烦，我觉得我受侮辱一样的。

我也不高兴，那侯腾在旁边看到我，他晓得我的脾气不好，他不要我造次，弄出事情来，他马上向史迪威解释，那个时候我的脸上这里还有一个疤呢，他说我是农民的孩子，城市贫民，会打仗，很勇敢，那时我们18军军长董卓英将军讲我是不怕死会打仗的娃娃排长，他讲这个地方。

这个人也怪，一分钟之前还对我不高兴的样子，一听说我打过仗，再仔细看，他还拿手来摸一摸，是有这么回事。哦，就来跟我握手，完了以后他讲，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同日本鬼子打不怕吗？我说打仗是要牺牲的，但是如果把怕字丢掉了，就会不怕，要怕就永远怕，他看我讲的好像是打过仗的人。后来他就跟商震讲，说你们走吧，我坐这个小娃娃的车子。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虽然我年纪轻轻，又没有什么资历，没有什么背景，可是我的勇气和机智给史迪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又一次见面，而这一次史迪威指名让我担任他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队长，从此这个娃娃上尉就和中国远征军的总指挥史迪威朝夕相处了整整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也见证了中国远征军在印缅战场上的胜败荣辱。

1942年3月12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上将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中将为副长官五兼第5军军长，因为卫立煌没有到任，，这一职务暂由杜聿明担当。蒋介石还特别要求杜聿明绝对要服从史迪威的指挥，而此前新任缅甸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已经在3月5日到任。但是正如杜聿明后来回忆所说，因为既没有规定亚历山大和史迪威相互之间的地位，也没有规定司令长官和史迪威参谋长官相互之间的地位，因此在缅甸战场上盟军指挥因权限不明，各有所私，勾心斗角，而使得远征军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被动，陷入了困境。

杜聿明把我喊去之前呢，我正在去的时候，他就跟林蔚在讲，发牢骚。他说，中国军队为什么一定要交给外国人去指挥呢？蒋介石接见他的时候就提到了，就是将来可能要史迪威到缅甸来指挥作战，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他当时对蒋介石的口令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是他心里面不满意，到林蔚这儿就发泄了。但是据我所知，1939年史迪威还是一个上校武官，史迪威没有打过仗，现在我们十几万人交给史迪威指挥行吗。而且现在你看英军也好，美军也好，都是打败仗，要我的部队让史迪威指挥，下级军官能信得过史迪威吗。

不过，在美国人史迪威眼里，中国将军杜聿明却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史迪威这个人啊，在这个之前呢，他曾经私下跟我们谈话问我，缅甸的两个军长，就是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和第六军军长甘麓初，还有六个师长，问问他们情况。我知道的不多，但是谈到杜聿明的时候他比我知道还多，啊，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的什么什么，讲了很多，他说这个人不错啊，在古北口他当副师长打过仗的。以后再昆仑关，1939年了，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看到报纸上报道他，说这是一个能干的，他说我们会处好的。

（三）惺惺相惜，史杜初会一见如故

1942年3月12日晚，杜聿明拜会史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