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记者纵横四海（1/1）
赵浩生，著名美籍华裔学者、著名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1920年生于河南息县。曾任重庆《中央日报》、上海《东南日报》驻南京特派员和驻日本特派员。1952年赴美深造后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1973年，赵浩生先生第一次回国，曾撰写了大量充满爱国热情的文章，激起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热忱与祖国认同回归的热潮。30多年来，赵浩生往返中美间已有80多次，每年在中国有半年的逗留，除推动中美各项交流合作外，并任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深圳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暨南大学荣誉或客座教授。
大凡爱看《参考消息》的中国人，相信都会记得这个名字，“赵浩生”。其闳中肆外挥洒间亲情、人情与爱国情的水乳交融，与彼时国内充斥“假大空”、新八股文风的乏味，恰成鲜明对比，让人过目难忘。这就是穿梭于大陆、台湾、香港高层的著名记者赵浩生。
几十年记者生涯，赵浩生采访和报道过许多高级领导人和众多风云人物，亲眼目睹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
几十年来奔走于美国、中国大陆和台北之间，他与政、军、商等社会各界广泛接触，亲密交往，堪称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曾采访过蒋介石、宋美龄、李登辉；也与周恩来、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共领导人的关系密切，因而使他更具神秘色彩。
“一点浩然气，快哉万里风”，这是文坛巨子、戏剧家曹禺赠送给赵浩生的墨宝佳句。这十个字，可谓是对他恰如其分的传神写照。
赵浩生给笔者的第一感觉是，“住美国洋房,娶日本太太,吃中国饭菜,写自己文章”,有着中西合璧式情怀、可亲而幽默的“中国小老头儿”。他的习惯性动作是用手轻理已“寥寥无几”的银发,每句话后面都会发出“呵呵”的笑声。
还在赵浩生念小学的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和许多少年一样，他幼小的心灵开始感受到祖国的屈辱和国难的沉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正在开封读高中一年级。开封沦陷后，他就回到河南息县老家，全心投入抗敌救亡运动。在席卷全国的抗战烽火中，他四处辗转。其间，他目睹了惨绝人寰的武汉和重庆大轰炸，经历了8年离乱的流亡生活，备尝艰辛，并染上了当时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所有这些苦难而动荡的经历，后来都成了他从事写作的最好材料，也更加激起了他澎湃的爱国热情，培养了他宣传表达这种热情的口才和能力。
从事写作，投身新闻事业，是赵浩生早就有之的愿望。还是在四川万县金陵中学念书期间，他就开始给万县《万州日报》副刊投稿。到兰州后，他又在《西北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考证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关西北的研究文章，还给其它报刊写时事、剧评、翻译、杂文、散文、通讯等。抗战胜利后，他到了重庆，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任记者。他在《中央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报道是有关国民党党史展览会的长篇连载特写。当“本报记者赵浩生”一行小小的铅字出现在报上时，他顿时捧着报纸爱不释手，那喜悦“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报酬”。他感到，这几篇特写的刊出，“是一个胜利的开端，一个多年梦想的实现，一个在我生命中值得纪念的瞬间。”此外，他还先后担任上海《申报》特约记者、《东南日报》驻南京和日本特派员、《平民日报》驻南京特派员、香港《星岛日报》驻东京特派员等。
赵浩生是许多具有历史意义、富有戏剧性历史场面的见证人，也是当时极少数活跃于新闻界并在多家报刊上撰写专栏的著名记者之一。从重庆到南京，从毛泽东访问重庆到政治协商会议，他是一直追踪采访国共和谈的记者，报道了围绕着国共和谈的许多重要新闻。他很荣幸，在国共和谈以及此后的许多重要历史时刻，如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元帅和周恩来、民主同盟及冯玉祥等各方人士的会面、轰动一时的“校场口事件”、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重庆谈判、国共和谈宣告彻底破裂、蒋介石政权的没落、日本一级战犯东条英机在东京战犯监狱被宣布由中美英苏四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验明正身处以绞刑、美国杜鲁门总统将指挥朝鲜战场的麦克阿瑟元帅撤职回国等等，他都身在现场并进行了报道。
1948年初夏，他在没有任何凭借的情况下冒险出国，先是从上海乘“海辽号”到日本神户再转东京。
初到日本时，日本刚战败的痕迹还到处可见，赵浩生在此领略了短暂的扬眉吐气的感觉。在最高级的饭店里，都住着由战胜国来的人，赵浩生也跻身其中。所以他在数十年后，形象地用住饭店、吃饭，概括了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变迁。
他说：“最初，我能请日本人吃饭的饭店，是绝大多数日本人不敢问津的，被邀请者对能进这一等级的饭店吃饭，颇感荣幸；后来，在这一等级的饭店吃饭，对日本人来说，渐渐变得不那么高不可攀了；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人宴请我的饭店，倒是我不太敢问津的豪华饭店了。”
赵浩生回忆：
在占领下的日本，作为战胜国的公民是非常舒服的，与普通日本人比较起来有着天壤之别。特别是拥有美军特权的人，生活上更是应有尽有。在和日本人交往的时候，哪怕送一包烟、一块肥皂，他们都会感激不尽。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战后日本之穷，而是他们穷得非常平等，从天皇到平民，过的都是穷日子，没有任何特权阶层。
有一次，我请日本首相片山哲夫妇和他们的秘书在“外人记者俱乐部”吃饭，主菜是美国的南式炸鸡，就是今天流行的肯德基炸鸡。每个人半只鸡，放在精致的小篮子里，端上来请客人享用。可是片山夫人只吃面包，不动炸鸡。我一再请她尝尝，她非常不好意思地对秘书悄悄说了一句话，秘书告诉我：“夫人想带回家给孩子吃，不知道行不行。”我闻听立刻告诉她请尽情享用，我会再要几份炸鸡让她带回去给孩子们吃。片山夫人站起来连连鞠躬道谢。这件事使我感慨万千，一个相国之家，居然也和老百姓一样受苦，这个国家实在不可小看。
日本是朝鲜战争的基地，战争给日本复苏带来了难得的契机。“日美和约”签订以后，美国为日本撑起了原子保护伞，日本不必在国防上费心花钱，因而可以全力以赴地推动经济建设。日本虽然在“二战”中战败，但却发了战争财和冷战财，从1948年起，我亲眼目睹了日本这个战败者是如何迅速地从战争的废墟上站了起来。初到日本时，这里一贫如洗；朝鲜战争开始和“日美和约”签订以后，对于日本的改变，作为一个拥有占领国特权的中国人来说，感受是很深刻的。“和约”签订前，在和日本朋友交往时，送他们任何礼物他们都接纳感激；进馆子吃饭，总是我们请客。根据占领时期的规定，日本人不许买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出产的新车，包括天皇在内，所以日本人乘坐的都是1941年以前出产的老爷车。但是这一切随着“日美和约”的签订渐渐改变了——失去了特权的占领国人变成了普通的“外人”，不但不能继续请客送礼，而且我们经常光顾的大饭店、夜总会，日本人也成了常客，慢慢地，日本人可以继续光顾，我们却去不起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并未因大洋的阻隔，减衰赵浩生心头的震撼。自鸦片战争列强凭坚船利炮打破封建藩篱以来，中国哪一届政府曾如此豪迈地与世界对话？赵浩生看到了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线希望。
在备受屈辱的历史被翻过去的那几日，赵浩生激动得彻夜不寐，他的新闻笔触又逢为翻天覆地变革而讴歌的机遇。他给当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叙说了归国之念，还随信附上几篇文章。
函札一去无消息，但胡乔木大概是收到了，因为终于有一天，他得知自己的一篇文章被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1952年又由日本横滨乘“克利夫兰总统号”抵达美国旧金山。他从美国11所大学中，挑选了提供全额奖学金的伊利诺大学攻读美国外交史，师从双目失明却著作等身的史密斯教授。1960年大学毕业后，他受聘于美国常春藤联合会大学之一的、1701年建校的耶鲁（Yale）大学，在东亚语言文学系任教，直至1986年办理退休手续。该校给他最深的感受是：代表耶鲁精神的严谨的治学态度。
从1966年起，赵浩生一边当教授，一边重温记者生涯。他以美国记者、专栏作家的身份，开辟“海外观察”专栏，采访海峡两岸众多风云人物，陆续在国内《参考消息》和海内外报刊发表呕心沥血所写的系列作品，使海外侨胞了解了新中国，一时间掀起了对中国大陆的认同回归热。他的文章，对当时封闭的中国大陆的读者而言，更是争相传看，先睹为快，成了人们窥视美国社会的窗口，揭开西方神秘面纱的指南。他撰写的《漫话美国新闻事业》当时成了新闻记者和大学新闻系的教材。《漫话美国总统选举》一书，几乎每当美国总统选举前夕，就会再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