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留骨灰，心系台湾（1/1）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就在这一天，邓颖超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总理留下了对他的骨灰处理的遗嘱，也体现了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心。邓大姐（邓颖超）根据总理“不留骨灰”的遗嘱，尽快作了处理。

1976年1月12日，邓大姐对总理生前的两位警卫高振普和张树迎说：“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你们俩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们2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们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邓大姐说到这里嗓子哽咽了，她强忍着眼泪，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继续对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我岁数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邓大姐的一番话，我们更加理解邓大姐此刻的心情。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高振普向邓大姐提出，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邓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们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邓大姐让她的秘书赵炜和高振普、张树迎去找一找，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但当时天气寒冷，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

罗青长说，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我和总理生前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入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里。我们随邓大姐向总理的遗像默哀，然后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同志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喃喃自语，像是在向总理倾吐着心曲：“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恸哭失声。原来，总理生前早已和邓大姐有约定，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国的大地。邓大姐将总理的遗愿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党中央决定由我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代表总理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我们一行人穿过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大姐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过朦胧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他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总理骨灰撒放的地点，是邓大姐根据总理生前的遗愿，与中央有关领导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总理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天津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是黄河入海口（原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总理也要从这里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岛，去看看那里的台湾朋友……我们眼含着泪水，按照预定的地点将总理的骨灰撒出，那晶莹洁白的骨灰在风中飘啊、飘啊，他是多么眷恋着他的祖国、眷恋着他的人民、眷恋着他的未竟之业……

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最后一包骨灰。整个过程经历了近4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任何人，更没有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遗愿和邓大姐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