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八年 第五百九十七章 文登军管会的一天（2/2）

    刘孟仁惊讶的看了孔绍安一眼，面露微笑道：“大人言重了！您所说的其实是朝廷，哦，不，是沿袭北宋的“都甲制”和前明的“里甲制”。县下设置“都”，都下设置“甲”，到了我朝，不......”

    孔绍安一看便道：“刘先生，你不用管那些满清的称谓，我也不会在意，毕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一时半会儿也改不过来，把事情讲清楚就好。”

    “是！”刘孟仁在户房干了二十多年，之所以巴巴儿的过来见孔绍安，是想着要在“新朝”继续当差吃粮呢！

    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沁出的汗珠，继续道：“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下分十甲，设甲长、保长。另外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至于大人您提到的“社”，其实就是‘里’，只不过山东这里习惯称作‘社’，一般是二三十家、四五十家聚居。”

    孔绍安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等对方说完，已经大致明白了。所谓的“都”其实就是“乡”，而“里”和“社”是一回事，指的是村。

    在之前情报局的汇总资料上，说荣成治下是三都二十里，文登则是六都五十里，到了宁海州则是八乡七十七社，海阳县是四乡四十五社，不了解情况的人乍一看肯定糊涂。

    孔绍安在自己的记事本上画了个简单的表格，将四县情况逐一填进去，顿时就觉得一目了然：一共是21个乡镇，192个行政村。

    他拿起情报局的那份资料，看了两眼又问道：“现在山东很多地方都推行了‘顺庄法’，文登这里情况如何？”

    刘孟仁满脸讶然之色，立刻又是一通马屁送上：“主任您居然知道‘顺庄法’？实在是见识渊博，小人佩服。文登这里从乾隆二十五年就推了，只是民间还是习惯用‘里社’之称。”

    孔绍安淡淡一笑道：“论户不论地，社、隅分劈，地籍不清。”

    刘孟仁听了心里顿时一凛，这才明白对方不是个“棒槌”，不由打起了十二分的小心。其实这厮之前解释什么都啊、甲的，很多内容都是明代的东西，虽然字面上还这么说，内里早已变样。

    话说明初为了对基层社会予以控制，便建立了黄册里甲制度。里甲负责钱粮赋役，里社引导民间信仰，以期达到“立教、明伦、敬身”。

    明代的“里”不是“社”，而是在高于“社”的基层组织，“社”依“里”而建，“里”的范围决定了“社”之设置。然而，作为人丁赋役编审的“里”由于人户与地域难以固定到了明代中后期，里甲逐渐被图甲取代。

    图甲的“图”与鱼鳞图册有关，是相对固定的地理空间。从此里甲不再是110户组成的编户组织，而是转变为统辖若干实体村庄的地域组织。

    “图”的上一级就是“都”，是宋代乡都制的遗留，按照地域划分。在都以下有两种建置，一是都图，以人户为主，属黄册系统；一是都保，以地域为主，属鱼鳞图册系统。

    清初为了稳定局势，依旧实行黄册里甲的户籍管理和鱼鳞册的地籍管理制度。清廷从顺治五年开始编审人丁，恢复里甲。然而，里甲制无法克服人员流动的现状，甲户流失严重，赋役不均。

    一直到康熙五十一年以前，清廷的做法和明代一样，每年都采取严格的户籍编审制和滚单催征，以维护里甲制的运行。直到人丁编审与丁银征收的问题日益严重，康熙于是推出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从这以后，各州县的税额基本固定。虽然自古以来的人丁编审没意义了，但是固定丁额还可能出现丁税不均的现象；官绅豪强隐瞒人丁，贫苦农户足额上报，农民负担加重。于是雍正即位后，摊丁入亩地正式提上日程。

    要摊丁入地，必须先摸清田产与业主的关系，清廷于雍正六年在浙江率先推行“顺庄法”，其后到了乾隆中期才开始在山东各地推行；重点在于“论户不论地”，放弃清查土地，重点是厘清“何人交税”，让赋税额落在更多的户名上。也就是将百姓的户名不再按里甲的户籍，而是纳入其实际居住的村庄，按村庄的户名进行催征。在后世人所共知的“村庄”一词，就是随着“顺庄法”而出现的。

    既然顺庄是对粮户及田产进行清查，理顺田产与业主的关系，将田产与人户按照现居村庄编造簿册，必然打破原有的里甲格局，基层则从里与甲的组织转变为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组织。

    赋役制度的变革，加上编审制的废除，以及“顺庄法”推行，导致清廷开始强化保甲制度；其核心在于强调对人户的编排，要求每户发给印信纸牌一张，上书丁口姓名，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但凡发现来路不明者，就要捉去治罪。由此构建了一个军事化的基层治安制度，在另一时空的历史上，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才废止。

    话说回来，乾隆时期之所以在山东大力推广“顺庄法”，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社、隅分劈的问题，核心是为了解决如何将每年的税赋足额征收。

    社、隅分劈，就是指从原有的村落中另立新村，不过这个村的规模不大，所以被官府称为“隅”。要不说“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呢，另立新隅固然有人口繁衍的因素，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逃税。

    迁出旧村，自立新隅，首先是可以逃避旧村的赋役，其次由于官府的登记具有滞后性（或者贿赂官差让人晚登记个几年的），这税不就少交了很多么！

    在乾隆中期的山东，一个村居然可以劈出几十上百个隅。这已经不是真实存在的村落，而是为逃税虚立社名而已，由此导致用以征税的地方基层组织如一团乱麻，留在旧村的百姓赋役负担便会越来越重，由此导致税赋无法足额征收。

    这时孔绍安终于说到了最核心的问题，顿时让刘孟仁汗如雨下。

    “文登县虽然有鱼鳞图册，可顺庄册呢？我让人在架阁库查了，没有。刘先生你掌管户房这么多年，想必最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