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首访蒋介石(2/5)

1966年夏季,赵浩生终于获得了擎妇将雏前往台湾的机会。阿里山、日月潭的青山碧水;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亲情,无不令赵浩生陶然怡然。更可喜的是他还拜会了许多故友,包括自己原来的老上司,此时担任“立法委员”、主管着台湾广播媒体的胡健中,掌握了大量可资报道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他还当面采访了蒋介石。

赵浩生回忆:

在耶鲁期间,我一边教书,一边重温着我的新闻记者生涯。干新闻就像抽鸦片一样,一抽就上瘾,一辈子也戒不掉。虽然我的“正业”是教授,但对我来说,这却是个“意外”。在我的内心深处,老有一种莫名的潜意识在涌动,我的心并不安分,还停留在旧日的老本行上,我的耳朵也未休息,还在时刻倾听着来自各方面的动态。

我开始尝试一种两栖式的生活:在课余时间从事写作。我先是给一些报刊投稿,结果瘾头越来越大,总觉得不过瘾,后来索性以我个人名义开辟了一个叫做“海外观察”的专栏,面向全球的中文报纸。有了这个专栏,我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记者,而且是美国记者,这使我享受到一些“特惠”,可以利用这个特殊身份采访一些我在国内做记者时所不能采访的特殊人物。

我把第一个目标选定为蒋介石。

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前后50年,蒋一直是个被奉为“神”的人物。我从1920年出生,到1948年出国,在蒋介石统治下生活了近30年。在这30年间,我和蒋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盲目崇拜阶段。那时候他是我心目中的一座“神像”,这种心理是愚民教育的结果;第二个阶段是我做了记者以后。在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和战后的南京,我采访的主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国共和谈”,蒋是这两个主题的中心人物,我几乎天天可以见到他这个有血有肉的真人。但是这个“见”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且是只“见”不“记”,原因是我所供职的重庆《中央日报》有一个规定:凡是有关“老先生”的新闻、文告,全都由国民党的新闻机构——中央通讯社统发,出了纰漏由中央社负责。中央社报道蒋介石有一套千篇一律的术语,比如,形容他的形象时就说“戎装佩剑,两目炯炯”,描写他的动作时就说“频频点头,连呼好好”。对于记者们来说,蒋介石始终是个高高在上的“神”,外国记者还可以采访他,中国记者要想采访他可比登天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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