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最是一月八（1/2）

周恩来的逝世对罗青长来说是最难过，最痛苦的，至今回忆还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满怀深情地说：

1976年1月8日，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几分凄凉悲壮，增加了无限的哀思愁绪。每逢这个日子我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就会感受到当年那万人空巷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就会追忆起当年我手捧着总理的骨灰掺和着悲伤的泪水缓缓地、缓缓地将它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每逢这个日子，我的心就会颤抖，泪眼中浮现出那难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掠过，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证实那我们亿万人民最不情愿面对的事实，尚未听清对方的通报，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此后几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谆谆教诲，40年的关怀庇护，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往事历历在目。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和操纵下,一小撮坏分子大搞打砸抢,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残害革命干部,甚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受到严重威胁。我实在想不通,跑去请示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忙于辅佐毛主席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艰巨任务,同时担负着内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我从夜里7点钟一直等到次日清晨7点钟,周总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见了我一面。他听完我的汇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揭发。”三句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怀。这三句话,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在那非凡的岁月里,正是这三句话,使我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我记得，林彪、“四人帮”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道路,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在那种极端复杂困难的环境里,周总理一方面要保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一方面又要花大力气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很难啊!但是,周总理为了党的事业,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地为广大干部说话,为广大干部伸张正义。他曾经对我讲过:“对干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该保就是要保。要一分为二,要功过分明。”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事,他都为干部们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总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事,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那些处于逆境的干部送去党的温暖,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傅崇碧同志曾十分激动地跟我谈起,在他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投入冤狱前,周总理一再叮咛他,要经受住考验,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将来工作总是有的；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周总理不仅关心党内同志，他还十分关心诸如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李宗仁、章士钊等党外人士，关心他们的生活，也关心他们的学习、进步和健康,嘱咐我们要多方照顾。1974年,周总理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当他得知傅作义先生病重时，仍要我陪同前往医院探望。总理向傅作义先生亲切问候后,拉着他的手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当时已在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先生,听了这诚挚而温暖的评价,心情十分激动。他虽然已经不能讲话,但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表示深切的欣慰。

我记得，周总理对我个人的关怀与教诲更是一言难尽。他不仅在革命道路上引导我前进,而且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严格要求,并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阶级之情、师长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一小撮坏人对我实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时,周总理多次出面干预。特别是1969年,有人纠合一伙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和当时已故的李克农同志以及我们一些同志为“反革命阴谋集团”,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私设专案审查,使我积愤成疾,又不能得到应有的治疗。这时,周总理将外出巡视,临上飞机前,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派随从医生赶到医院,代表他老人家看望我,并向医院传达了他的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我积极治疗。这样,我的疾病及时得到治疗。1972年,我因病要动手术。周总理不仅请邓大姐前来看望,而且派他的保健医生和医院主治大夫共同研究了医疗方案。动手术时,周总理和叶副主席商量,委派了一位领导同志临场观察。在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手术顺利成功。

熊向晖和周恩来总理的感情也很深，受总理领导的时间也比较长，他以崇敬的心情，回忆周恩来对他的关心。他说：

1974年5月20日下午3时许,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打电话通知我:总理今晚7时宴请黄春谷夫妇,命我参加。青长同志让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北京饭店西一楼会客室。

黄春谷夫妇是美籍华人,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不久前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1913年到1917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那时周恩来还有个名字叫周翔宇。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

总理正在病中。5月6日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抵京,5月11日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抵京,5月17日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抵京,都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欢迎宴会和会谈。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向这三国元首解释:周恩来总理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外国记者作了报道。我不理解,病中的总理为什么要宴请黄春谷夫妇。

当晚6时半,我到了北京饭店,恰好碰上青长同志。我们走到那间会客室,刚交谈几句,总理进来了一一比预计的时间早20几分钟。

我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总理了。他更显得清癯,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时仍然那么有力,双目仍然那么炯炯有神。

总理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既然见他,也就见见他的夫人。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写些恭维话,我就不见了。

总理询问美国、英国、西德的政局,青长同志作了简要回答,我也补充几句。总理说:经济是基础,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应该认真研究,近来冒出一个“石油危机”,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它们离不开石油,都向中东产油国插手,环绕石油问题的斗争错综复杂,将来很可能在中东爆发一场石油大战,你们要注意。

总理问: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丰富?我说:储量大约五六十亿吨。总理又问:前不久墨西哥总统的儿子来北京,你见了他没有?我说:外交部没有安排,大概因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总理说:不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不可以见见?过去你同他们一家人那么熟,不见不好,是我忽略了,事先没有提醒外交部。

陪同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总理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对黄春谷说:老同学!57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春谷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么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

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黄春谷从皮夹里取出5张照片,一张张平放在沙发茶几上。他对总理说:57年前的东西全丢了,只有这5张照片舍不得丢,现在送给你作纪念。

原来那是5张剧照,男女演员都穿着民国初年的服装。黄春谷指着第一张剧照问总理:还记得这出戏的名目吗?总理看了看,说:这是《一元钱》。总理又依次看了另4张剧照,边看边说:《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

我感到困惑,探询这5张剧照的来由。黄春谷说:1915年10月,南开学校举行建校11周年庆祝会,事先几位同学商量,在庆祝会上演一出新剧,一一你们现在叫话剧,翔宇多才多艺,大家请他编剧、导演,还请他扮演女主角。这出戏就叫《一元钱》,很受欢迎，以后又编演了几出。

总理说:当时封建思想很重,女同学不演戏,有的不愿,有的不敢,戏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演。那年我17岁,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想用新剧感化社会,这当然办不到。

总理同黄春谷辨认这5张剧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叙谈往事,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青长同志问总理:是不是边吃边谈?

总理对黄春谷夫人说:对不起,我只顾同春谷兄“弹老弦”，几乎忘了请黄大嫂吃便饭。好,现在就去餐厅。

餐桌上在每人面前摆了一把汤勺和两副刀叉。总理说:今晚请春谷兄、黄大嫂吃西餐,没有预先准备,临时点菜,从菜谱上选自己爱吃的点。就照他们的安排,每人一汤两菜。现在外国朋友来了,许多人愿吃中国菜,也有人不习惯。我要试试他们的西餐做得怎么样。